在佛罗里达买的美人鱼水晶球被珊珊不经意打破了，这意味着一个时代彻底结束了吗？
虽然不屑于对感情做纯哲理的分析，并企图从旁人的感性慰藉而非理性分析中得到解脱。
但最终不得不承认，能给人带来终极解脱的或许只能是残酷而理性的分析。

某文青夜半提到《沉重的肉身》，顺带找来大学马列课上强忍着恶心读完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做一个无聊的代入游戏。

我想S同学一直以来强调的对，导致我们分手的并非所谓第三者，而是人生观彻底的不一致。
在彻底摆脱悲伤愤怒嫉妒等等情绪的困扰后，我想我终于能够认同，这不一致大概就是对生命之重和之轻的不可调和的追求。
虽然两者在我们的身体中并非泾渭分明，一直处于混沌状态。
S的趋于重，大部分来自于家庭和成长环境。S的父母像所有淳朴的小城人民一样，有着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责任固然沉重，但在承担责任和恪守道德的艰辛过程中他们能感受到真正“美好”的幸福——不同于单纯的欲望满足带来的幸福。
S身上也有趋于叛逆的因子，譬如他对现世社会集体犬儒主义的失望，和对80年代理想主义的顶礼膜拜。
S的家庭教育影响了S的叛逆方式，使他对追逐个体生命感受（在他看来则是极不负责任）的现代自由伦理不屑一顾，而像刘小枫笔下的罗伯斯庇尔和卢梭一样，更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所吸引。（S曾经强调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但S思想里二元的敌我对立的逻辑，对凌驾于个体感受和个人选择之上的普世道德的信奉，在我看来和人民伦理有异曲同工之处。）

当S碰到了我。

一个看起来什么都无所谓，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缺乏基本的集体荣誉感，认为失败或者丢脸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的那种人。
在认识S以前对一切宏大的政治说教（不管是左还是右）充满反感（之后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出于对抗S宏大叙事的需要），
并嘲笑某些为道德的崇高或者生命的美好而感动的人。（至今仍记得大一时有人在中大bbs人文学院版张贴了一篇张晓风的煽情美文，招致众多中文系青年的冷嘲热讽。信奉现代自由主义伦理的他们让我相信，这种为道德的宏大叙事而产生的感动不再是美德，而是媚俗。就像《轻》中追逐叛逆的萨宾娜一样，他们认为一切所谓美好的感觉都是美丽的谎言，生命中不再有任何东西真正值得感动，因为感动本身就是媚俗。）我本性中的叛逆因子，和这告别革命、躲避崇高、崇尚感性的末世情怀一拍即合。像众多拧巴着生活的文艺青年一样，我们在某些时候为自己的叛逆（反媚俗）自我陶醉甚至感动，而并不愿意承认这是因为自己无法适应强者的生存法则。

而我的本性中的叛逆因子，和大部分关于残酷青春期的故事一样俗套：因为在最需要得到认可的青春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严厉的母亲+乏善可陈的学业），为了达到心理的平衡而表现出对否定自己的那套制度的不屑和藐视。
加之，来自于父亲血脉里的反叛天性，一个随时可以on the road，对体制充满蔑视或者说不适但在体制外生存的很成功的男人。
父亲对于旅行的迷恋和对不同文化万分之一差异的追逐，和托马斯对于不同女人身体万分之一差异的追逐，或许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但和萨宾娜可以彻底抛开道德束缚，绝对趋于轻灵不同，道德和责任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于我和父亲的身体之内。
这一方面源于中国文化的身（邪恶的本能）心（高尚的灵魂）合一，即强调个体是具有意志自律的道德主体。人之初，性本善。高尚的灵魂可以遏制邪恶的本能。而非西方文化中认为个体的道德辨识力来自于上帝的启迪。
所以在尼采呼喊上帝已死之后，邪恶在西方再也不是什么羞耻的事。但我们从来都不能将道德感和善恶观彻底从身体中抽离。
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深沉的母爱。母亲是一个传统的，并不享受旅行生涯但将陪父亲上路视作对家庭的奉献的温柔女子。
就像特丽莎的重对追逐生命之轻的托马斯的深深的吸引。对于桀骜的父亲来说，因为知道有一个人容易担心，所以从未敢飞的太远。

如果轻重真的能处于条分缕析的对立状态，那么我和S就会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线。
但生活的复杂就在于它如同遍布了分岔小径的花园，你永远不知道小径的尽头会通向哪条岔道。
而爱情，“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S在我记忆里的重要位置（不管是出于真实的位置还是想象的位置），让轻还是重在某一刻变得无足轻重。
而长期的long distance，让轻和重的不能调和也显得不那么事关紧要。
何况，S身体中的叛逆因子和我天性中母性的温柔让我们在很多瞬间为彼此着迷。
这些瞬间的光辉，掩盖了我们追逐的生命方向其实不一致的事实。

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以后

然而，当生命逐渐丢失它青春期的美好伪装以后，当对未知二人世界的探索进入瓶颈期。
当生活日益胶着并带来越来越多的摩擦，当婚姻，家庭，甚至聚会时永远让你茫然不知所措的喋喋不休的亲戚们向你迫近时，
我本性中的叛逆因子终于因为压力的增大而被最大程度的激发。
我终于开始不可避免的想逃，并再一次用过去的记忆麻醉自己。
这个时候被我用来保护我远离现实的是关于S之前那段感情的回忆，以及一个和我一样没有沉重责任感的人。
（当然这逃离只存在于我乌托邦式的想象之中）

当我的轻终于让渴望重的S感到惶恐时，轻和重的分量却在我们身体中悄然转换了。
轻导向重，重又通向轻。
当我终于尝试彻底摆脱S的重不顾一切去追逐轻时，我却分分钟感到S的重是能证明我之存在的唯一分量。
内化在身心中的文化以及深沉的母爱，让我终究无法实现萨宾娜那样纯粹的轻灵，并对叛逆（反媚俗、非主流）之路产生怀疑。
萨宾娜对叛逆的追逐和对媚俗的反叛，就完全不媚俗了吗？有时候，萨宾娜不过是被自己内心深处的反媚俗感动了。
当背叛之路走到尽头时，背叛使萨宾娜从压迫的重转入虚空的轻。
而这虚空的轻，叫我无限恐惧，并从来没有那么迫切的想抓住S。

而S在被这沉重压的透不过气但却找不到落脚点时，终于渴望通过反叛原来的感情以寻求出口。
虽然这不同于柔弱的特丽莎的反叛，特丽莎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和融入托马斯的生活而尝试寻找别的男人。
而S，作为强大的男性，反叛随时都可以以颠覆来终结。
或者说，世纪末强大的自由主义对忠实的蔑视终于在某个瞬间在S身上发挥了效力。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幸福是人生理所当然的最高目标。
如果身边的玩伴不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人有自然的权利去追求其他玩伴。
S和Z的故事细节我无从得知，或许多半始于另一个比喻？在某一个瞬间让她如同特丽莎一样，让他产生了不得不收留她的冲动。
彷佛“被人放在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

解脱

S提出分手后遭到拒绝，第一句话是，“看来我注定要被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了”。
原来S确实还一直背负着沉重的道德的十字架。事实证明，这也是促使他短暂回头的最重要原因。
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像懦弱的订了婚又取消，取消了再订婚的卡夫卡一样克服对婚姻生活的恐惧，回去的路就被彻底的切断了。
并且，不幸的是我们之间不存在那条调和轻与重的卡列宁——
一条托马斯和特丽莎养的狗，特丽莎对他单纯无私不求回报的爱缓解了她无法从托马斯那里得到爱的回应的焦虑。
虽然切断一切联系的那一刻无比残忍，但对我和S而言也许是摆脱轻重纠缠的最好的方式。

我们真的都解脱了吗？

据说幸福的状态只存在于欲望刚刚实现的刹那。我不了解S现在的状态。
托马斯在和特丽莎分手后，在女伴们中周旋来去。随着往事越走越远，日益黯然伤神，
在一阵虚无感裹紧全身后，终于若有所思的说出，忠诚与唯一有他们自己的美。
当然S不是托马斯，我相信恪守沉重的他会坚守忠诚和唯一的美。
但这段背叛，会成为在道德上追求完美的他内心无法摆脱的负担吗？

而我，在看似摆脱了一切束缚之后，终于发现生命的轻变得难以承受。
彻底的独居生活并没有想象中自在，原来无限自由的人生，相对有禁忌、限制和牵挂的人生，并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满足。
苏格拉底说，让身体承担灵魂（道德）而变得辛劳和沉重，固然辛苦而远离轻逸，
但因为贴近大地，趋近真切和实在，才能享受到真正美好的幸福。
我无意于回到道德至上的大众伦理叙事中，但也无意于回避道德的重负。
或者说，我渴望过得更媚俗一点。（因为我终于从弱者变成了强者，所以不需要反叛的保护了吗？）
因为我开始相信，正是因为这重负的存在，让我们的身体避免被掏空后的虚无。
而没有这重负，我们又何以对抗终极的虚无，死亡。

托马斯和特丽莎最终带着卡列宁回乡下居住了，托马斯不用担心警察的监视，特丽莎也不用担心托马斯的不忠。
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终于消解了轻和重的矛盾。
昆德拉最终给美下了一个定义，美是牧歌，是慢（远离兴奋），是重复，甚至是不自由。
但这就是生存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