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及其他
   
      最近做翻译时碰到这个有意思的人物，庄士敦。此人是溥仪的英文老师，苏格兰人，牛津大学东方文学专业毕业。1919年由李鸿章的儿子推荐被清廷聘为溥仪的英文老师。此人不遗余力的向溥仪介绍西方文明，我们在末代皇帝电影中看到溥仪骑车、戴眼镜、用莲蓬花洒，这个人可谓功不可没。甚至溥仪终身对女性没有强烈兴趣，也被指和庄士敦错误的性启蒙脱不了关系。溥仪和他也颇惺惺相惜，赐他头品顶戴。他后来则成为坚定的保皇党，溥仪被逐出宫时他还试图通过英国使馆向民国政府施压，并因此得罪了既不愿卷入溥仪朝廷政治斗争也忌惮庄关键时刻不会维护大英帝国利益的英使。更有甚，此人一生未婚，老后用其著作版税在苏格兰买了一个小岛并“升起满洲国国旗”！又建立了一个纪念溥仪的私人博物馆，陈列着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和顶戴。持人性阴暗论者或可将他初期的保皇主张理解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但其回到英国后仍念念不忘甚至顷囊购岛以纪念真挚对待过他的小皇帝，我还是愿意相信其中的一片真心。 
  
    在《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庄记叙了他眼中的宫廷内幕。在他眼中，慈禧固然罪过滔天，但不过是个一心想保住自己地位（或只是性命而已）的无知老妇。她反对戊戌变法，不是因为她反对变革，而只是因为这场变革是由光绪领导的而已。光绪变法，固然是为了国家富强，但更多也是为了掌握实权，改变受制于慈禧的状况。变法失败前的最后一夜，光绪哀求袁世凯做的不就是杀掉荣禄，软禁慈禧吗？可以想象，如果光绪夺权，慈禧的命运只会比后来的光绪更糟。若是从求生的诉求和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理解，慈禧至少不应承担起整个清廷所犯的错。
  
    庄对溥仪也给予了最多的同情之理解。他眼中的溥仪，诗画俱佳，像所有的普通少年一样对新事物有强烈好奇心，但也有大多数未经历过血雨腥风的贵族少年的通病，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他满足于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其实以当时民国政府的实力能对其有多少优待），复辟清室的愿望甚至不如康有为、张勋强烈。若不是皇陵被炸，乾隆和慈禧尸骨被弃荒野，而民国政府对此搪塞了事，溥仪应该不会断然投入日本人怀抱。说到底，他也只不过是个时时需要人庇护的孩子。

    对于其他的革命者，庄也都做了点评。他喜欢康有为，觉得他了解中国的文化。对于孙文的理论，他觉得漏洞百出且不符合中国实际。不管从后来的眼光看孙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至少当时百分之九十的中国人对共和并无概念，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向往。在他看来，所谓共和制度，只不过是一些政客抢夺利益的筹码。

    读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每每为变法失败悲愤不已，但少年时代，只知道向往美好的制度，对制度背后复杂的现实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及支撑这一制度得以运转的社会基础并无深刻思考。现在想来，此先进制度也好，彼优越体系也好，虽然都是出于改造中国的美好理想，但若不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过就是落入了一个又一个概念先行的陷阱之中。而在这一个又一个陷阱之中，为了建构概念的需要，一个又一个靶子被竖起来，让真相越来越模糊。
 
    二十世纪初民族国家这个概念被建构起来时，中国人（作为世界的一员）的身份第一次受到批判和置疑（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的定义基本和落后野蛮人等同）；二十年代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树起来后，“封建”传统和落后、分裂等含义从此挂钩，五四时期的刊物上中国人的“劣根性”是最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三十年代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联合从而为更广泛的社会革命提供解释；五十年代以后阶级斗争这个概念的全民建构给中国人带来的伤害更毋庸赘言。而八十年代，重新睁开眼睛的知识分子面对飞速发展的西方世界，甚至产生了“中国要被地球开除球籍”的恐慌，民主这个概念自然被赋予先进、发达、文明等内涵，中国的传统和一切现存制度再次成了要改造的对象。

    对于政治制度史并无研究，只知道在民主这一概念的建构中，不管是欧洲模式还是美国模式，被奉为真理的常识之一是：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的存在是民主制度运作的基础。于是乎，为了证明中国社会存在民主基础，从政治学家、到历史学家甚至文学家们，皆不遗余力论证起中国曾经存在过无比繁荣的市民社会甚至个人主义思潮。在历史学中，代表作大概要算JHU的罗威廉关于市民社会的两本著作。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是如西欧一样独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间阶级吗？市民社会的关键是存在既不用向主人交税（农奴）也没有免税特权（贵族）的直接与国家打交道的中间阶层。这个概念的前提则是私有经济下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天然为敌，需要受到市民阶级的制约。这个概念的内容和前提在中国基本都不成立。在中国，具有中等资产绝不意味着就是中间阶级。首先在中国历史上，这三类人：贵族、农奴、独立的中间阶层基本上都不存在。中国的社会构成基本是皇帝、官僚体系、农民。（当然还存在商人，但成功的商人要么购地成为地主要么努力求得功名。）

    同时，这三类人的身份界限没有西欧那样森严，因为科举制的存在为人的上下流动提供了机会，所以国家和人民“天然为敌”的状态在中国社会也不成立。除了西周时期，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制或者封建（分封建地）制，从秦始皇行郡县制以来都是编户其民，中央权力通过官僚体系下达基层社会。但这也不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可以直接与国家打交道。传统社会官僚体系因为能力的限制往往只能直接到达县这一级别，县以下，流行的观点是广大的中下层士绅（退休官员、有低级功名但没有做官机会的士子）扮演了农民和国家之间的中介角色，以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但这一官僚体系也绝非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阶级。有中国学者曾将晚明复社之类的社会组织和西欧的行业协会类比，因为此类文社为文人提供了公开发表言论和参与政治的渠道。但中国的问题是，科举制度的存在将文人和国家政权牢牢地绑在了一条船上。文人想要治国平天下，就不可能不依附于政权。这使得文人不可能真正独立出来并成为挟制国家政权的力量，这也是复社的议题大多是关于如何加强君权而不是趋向于郡主立宪的原因。

    所以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来说，中产阶级是否存在基本是基于中国具有和西欧相同的社会构成这一前题之下的伪问题。抛开这一问题不谈，不管底层士绅和社会公共组织的功能多么有限，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缓解国家和平民之间关系的作用。现代社会的问题是，通过选拔平民产生的传统官僚体系不存在了，特却阶级把持政权，普通人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即使是最边远地区人民的利益也可能直接受到国家权力的威胁。
  
    有经济学家乐观的认为，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中产阶级的普遍出现是迟早的事。那么不言而喻，中国民主的实现也是自然而然的事。甚至有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且不说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到底由哪些人构成，又能否扮演制衡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中介这一角色。在这百分之二十之外中国社会的主体仍旧是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和小（little的意思，不是小有资产的意思）资产阶级。对于这百分之七十的人来说，在经济上也许有反对计划经济倾向市场化的诉求，但对开放资本市场、凭资本的占有和控制牟利未必持支持态度（即使如香港著名经济学家林行止也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全球化趋势下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也算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自然表现之一。）在对福利和社会公正的诉求上这些人可能会更倾向于国家干预（极端条件下可能趋向于集权）的形式。

      总之，对于中国的现实，云遮雾障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说不清楚，最好的结果绝不应该是简单的西风压倒东风或者东风压倒西风，而应该是某种程度的综合和妥协。至于它到底应该何去何从，非我术业和能力所能分析了。

    非学术论文，纯读书杂感，也就是所谓拍脑袋随便想想，逻辑可能混乱，史实也不严密，看了一笑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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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女人搞学术不知道是学术的灾难还是女人的灾难？

    最近和MJ聊天，两人开始还颇有雄心壮志，聊着聊着就演变为如果你有仙女的魔法棒，最想实现哪三个愿望。从世界和平到小腿变细，最后无比沮丧的发现两人达成一致的最大愿望都是能顺利啃完这个PHD。而根据不保守统计，我可能至少要30到35岁才能挥舞起我的博士帽。从24岁到30－35岁，这也算一个女人的黄金时代了。而在这未来的若干年里，我可以想象生活的沉闷枯燥以及可能碰到的挫折、沮丧甚至对自己当初选择的怀疑。我愈发理解在开始这趟旅程前当我一度对我的能力产生怀疑时，景仰的女老师反复叮咛的只是你要有充分的毅力。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畅想人生无数个可能的分刹下的美好蓝图。
    If。。。I Will。。。

    当我不断审视眼前这座还需要攀登若干年的山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甚至分岔也少的可怜的路。我开始为这段可以预期的平淡生活悲观伤感，甚至为自己不能投入国内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生活中去唉声叹气。

    我现在对自己的能力仍旧没有充分的把握，自卑和自大此消彼长，萦绕不散。但在逐渐克服了对年龄、对成功的焦虑感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开始享受简单的读书生活了，我至少不再那么黯然神伤了。什么大师，什么著名学者，甚至是否是个成功的女人，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要让别人定义的成功或者幸福标准来困扰自己呢。

    我们是要往前走，但不是非得按他们设计的那样去走。

    就这样简单的读书，每天明白一点道理，获得一点欣喜。今天想通了一些，明天或许又有新的问题，那就继续读，明白的总会越来越多。也许不能获得成功的快乐，但至少能获得思维的快乐。

    这思维的乐趣也许不能改变世界，但至少能改变我自己。而谨遵我另一偶像的说法，改变自己并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